文 化 2020年3月31日 星期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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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 赵卓菁 校对 郝鹏飞

前几日，和文友专程寻访闻喜县两个市级文保单位——孙氏祠堂、张氏祀堂两座乡村祠堂。

先到桐城镇岭东村中心，参观孙氏祠堂。祠堂大门坐北向南，三开间，门上悬有木匾，阴刻行书“孙氏祠堂”。仰望梁脊板上隐约有“乾隆伍年”的字样。蹲踞门侧的石狮子，额枋上精美的门雕，还有檐下盘卧着的小石兽，看上去都是地道的

“原装”。再看那栩栩如生的卧兽，还被几根铁条箍死了，保护措施相当严密。

从隔壁医疗所的侧门进入。此祠堂整体是个布局严谨且保存完好的两进院落，历经数百年风雨沧桑，仍完好如初，堪称奇迹。

大门两侧有门洞，砖制门楣上分别阳刻有“明洁”和“静嘉”的篆书文字。

两座院落之间的垂花门古朴大气，正面悬有木匾，题额行书为“绍闻衣德”（语出《尚书》，意思是明相位、立德业以传承家族名望）。据说是孙门进士十二世孙子昶于 1696年暮春题写，背面悬匾上题有“萃涣联疏”四个行书大字。

走过垂花门，是颇为宽敞的后院，正面是三开间大殿，檐下有石柱，柱上石刻对联依稀可辨。正殿作为祠堂主体建筑，颇为考究，无论是额枋上的彩绘与木雕，还是镂空雕花窗都可谓工艺精湛。可惜殿门紧锁，只能透过窗棂一探究竟。殿里光线昏暗模糊不清，隐约看到大殿正中有一方悬匾，阳刻行书为“昭假燕宜”。

据说孙氏祠堂上个世纪先被改为农民俱乐部，后又长期当作卫生所和商店使用，所以两侧厢房的门窗经过改造，在古色古香的祠堂里显得有些刺眼，倘能修旧如旧，恢复原貌更好。

孙 氏 家 族 在 当 地 可 谓 名 门 望族，自元到民国初年，历二十九世，尤以清代文运昌盛，人才辈出，出过

1 个进士、4 个举人和两个副贡。该祠 堂 始 建 于 万 历 三 十 八 年（1610年），重 修 于 乾 隆 五 年（1740 年）。二百八十载光阴倏忽而去，孙氏祠堂保存之完好，建筑结构之坚固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驱 车 再 去 5 公 里 开 外 的 店 头村，在村中心找到“张氏祀堂”。它始建于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 年），嘉庆七年（1802 年）重修，现保存有格祖堂（祭祖堂）、南北厢房、东西门房、耳房等，论布局规模与建筑艺术，略逊色于孙氏祠堂。

格祖堂的横梁上有以民风民俗为主的各种彩绘，蕴含着厚重的历史文化。堂门两侧有意味隽永的长联，上联曰：肇姓自二难想当年昆仲缔造积德千载不朽；下联为：衍族具四美看今日瓜瓞绵延流泽万世无疆 （“四美”即“德孝忠义”，为张氏之家训）。祭祖堂两侧有耳房 ， 门 楣 上 分 别 阳 刻 着 “ 思 敬 ”

“存诚”字样。顺利进入祭祖堂，殿堂正中赫

然矗立着名为“张氏世系”的巨型祖碑，从二世到十二世，张氏后人名号均密密麻麻镌刻其上。张氏后裔数百年开枝散叶，生生不息，最后都在家谱与眼前的祖碑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。殿墙上还悬挂着张氏家规家训，可见张氏祀堂不仅是张氏后人祭祖之殿堂，更是他们忆家训传家风的课堂。

祠堂门口张贴着一张红底黑字的告示，说是祖坟那儿两通数百年的先祖古碑，前些天，碑首差点被人盗走，现在亟需加盖一座碑亭，需要大家集资兴建。看来要保护好乡间文物，应该充分发动群众，民间力量的作用不可小觑。

参天之树，必有其根 ；环山之水，必有其源。敬重祖先，慎终追远，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今天我们精心保护散见于乡村的祠堂，不仅仅是保护文物之需，更重要的是优秀家风与家训的传承。

闻喜乡间的两座明清祠堂■李恩虎

赵州桥大名鼎鼎，我还是个孩童时，就从当时的新闻纪录电影中，看到过赵州桥，至今记忆犹新。后来当语文教师，又从茅以升先生的《中国石拱桥》里，领略过赵州桥的风采。等真实的赵州桥出现在眼前时，我还是为这座古老桥梁的雄伟精致，气势如虹赞叹，也感到了亲切，还带有几分自豪。因为，一千多年来，赵州桥头始终守候着两位河东人。一位传播着赵州桥的美名，让这座石桥名扬天下；一位护佑着赵州桥的平安，让这座石桥完好无损。

有他们在，以河东人的身份站在赵州桥头，看游人往来，心情肯定与其他人不同。

古代，赵州或曰赵郡，今称赵县。八月的赵县天气闷热，阳光照耀在石桥之上，飞虹凌波般的卷拱、雕刻精美的护栏熠熠生辉。天空白云飘浮，岸畔杨柳摇曳。桥下，洨河水清澈碧绿，倒映出古桥的伟姿。虽难以体会“初云出月，长虹饮涧”“苍龙飞架，玉环半沉”的意境，但在桥头见到了家乡先贤，而且，他们在赵州桥一千多年的历史中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那种激动、自豪，又是赵州当地人难以理解的。

赵州桥又名安济桥，当地人称大石桥。与之相对应的小石桥，建于城西冶河之上，又名永通桥。两座古老的石桥，一座建于隋，一座建于唐，都构思奇妙，巧夺天工，非天才莫能为。桥是谁建的呢？当地长期流传一首歌谣，叫《小放牛》，歌中唱：

赵州石桥什么人来修，玉石栏杆什么人留？什么人骑驴桥上走，什么人推车碾了一道沟？

赵州石桥鲁班爷来修，玉石栏杆圣人留。张果老骑驴桥上走，柴王爷推车碾了一道沟。

大石桥是鲁班爷修建，小石桥呢？在当地流传的故事中，是鲁班妹妹修的。

其实，早就有人确切地指出赵州桥是谁修的。唐开元十四年（726 年），一位唐朝文人路过定州，留下了一篇文章，开篇句即说：“赵郡洨河石桥，隋匠李春之迹也。”

这篇文章叫《石桥记》，写这篇文章的人叫张嘉贞，河东道蒲州府猗氏县（今山西省临猗县）人，一个在盛唐时期当过宰相，而且儿子、孙子都当过宰相的古代名宦。他还有个后人，叫张彦远，被誉为中国“画史之祖”。唐人称河东张家“三相盛门，四朝雅望”；唐代文学家李肇称：

“张氏嘉贞生延赏，延赏生弘靖，国朝已来，祖孙三代为相，唯此一家。”

张嘉贞是个站立于历史深处的人物，本该藏在卷帙之中，即便贵为宰相，也默默然，恂恂然，有了这篇《石桥记》，就永远站在赵州桥头，气宇轩昂，昂首挺立，从唐朝走到现在，备受世人尊重。

张嘉贞当宰相（中书令）时，正当开元盛世，身处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，为唐朝的繁荣作出了贡献。不过，在后人的印象中，来到赵州的张嘉贞却是位失意的贬谪官员。开元十一年，河东同乡、大诗人张说设下圈套，将张嘉贞拉下相位，自己当上宰相。几经周折，张嘉贞先被贬为幽州刺史，时间不长，又拜为户部尚书兼益州长史。笫二年，再贬为台州刺史。开元十四年（726 年），“代卢从愿为工部尚书、定州刺史、知北平军事”。几番贬官之后，这次算是升迁。唐玄宗难忘张嘉贞过人的才气和直率的个性，晋升官职之外，并加封河东侯。张嘉贞有了贵族身份，离京赴定州时，唐玄宗赋诗加勉，并诏命百官在长安东门外为他饯行。张嘉贞赚足了面子，一扫三年来的郁闷之气。不到三年时间里，一个花甲之年的老人，上上下下，南北辗转，几番调度，虽皇恩浩荡，早已身心疲惫。从京城长安一路走来，跋山涉水，风尘仆仆。在翻越太行山，经过卫州（今河南省卫辉市）时，他遇见了一位年轻人，以卫州司功参军为河北道推勾租庸兼覆囚使判官柳涣。这同样是位老乡、河东望族柳氏家族后人，又是心怀崇敬的晚辈。张嘉贞卫州小住之后，柳涣执意护送这位河东前辈去定州赴任。从卫州到定州，道路崎岖，山重水复，何止千里。途经赵州时，张嘉贞再次看到了气势如虹的赵州大石桥。两年前，被贬为幽州刺史时，他曾经路过赵州。那次，他也曾为大石桥的壮丽赞叹过，却因心情郁结，没有成文。此次北来，张嘉贞心情不错，一样任刺史，却同时兼任工部尚书，加封了象征贵族地位的河东侯，再加上玄宗皇帝赋诗，百官送行，接连几桩喜事，张嘉贞怎能不心情大好？一般论者说到张嘉贞写《石桥记》，都注意到了他的中书令和定州刺史头衔。事实是，当时，他的中书令已被罢免三年，定州刺史正在赴任途中，还没正式接手履职，写《石桥记》时，官衔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工部尚书，而且刚上任不久。有这个官职，写《石桥记》是他的分内之事，由他写出来的赵州大石桥，是权威发布。

工部是做什么的呢？百度说：工部，古代中央六部（吏、兵、户、礼、刑、工）之一，掌管全国屯田、水利、土木、工程、交通运输、官办工业等，尚书为其长。

那时候，张嘉贞站在赵州桥头，身份

是主管全国桥梁建设的最高官员。当地官员陪伴在身旁，为他介绍这座前朝的大石桥。从隋朝到唐开元年间，刚刚过去一百三十多年，大石桥的建造过程还在当地口口相传，沉静，沧桑，大气磅礴，带有隋人的机智和隋朝的印记。面对如此宏伟的石桥，刚上任不久的张尚书怎能不印象深刻？

张嘉贞从桥北走上了如同弯月般的桥拱，踏着桥面青石，一步步走来，看两面护栏美轮美奂，油然而生敬意。他是个靠文采步入仕途的朝廷命官。二十多年前，因一篇替别人写的奏章，深受女皇武则天器重，由一介草民，直接步入仕途，受任八品监察御史。后来历任兵部员外郎、中书舍人、梁秦二州都督、并州长史及天兵军节度使等职。这次，从长安一路走来，怀揣满腹经纶，心情愉快，又在履职工部尚书后第一次遇到分内之事，怎能不思绪飞扬，挥毫泼墨？

一篇二百余字的《石桥记》在他的笔下诞生了。

赵郡洨河石桥，隋匠李春之迹。制造奇特，人不知其所以为。

试观乎，用石之妙，楞平碪斫，方版促郁，缄穹隆崇，豁然无楹。吁！可怪也！又详乎乂插骈坒，磨砻致密，甃百象一，仍湖灰璺，腰铁拴蹙，两涯嵌四穴：盖以杀怒水之荡突。怀山而固护焉。非夫深智远虑，莫能创是。其栏槛华柱，锤斫龙兽之状，蟠绕挐踞，睢盱翕歘，若飞若动，又足畏乎！

夫通济利涉，三才一致。故辰象昭回，天河临乎析木。鬼神幽助，海石倒乎扶桑；亦有停杯渡河，羽毛填塞，引弓击水，鳞甲攒会者，徒闻于目。目所睹者，工所难者，比于是者，莫之与京。

唐朝的笔墨随着张嘉贞的思绪，描述着隋代的石桥。隋代的石桥，随着唐朝的笔墨，从洨河之上，跃然纸间，留给了后人。

这是最早点明赵州桥修建年代和建造者姓名的文字，也是中国文学史上，第一篇写桥的散文。有这篇文章，赵州桥奠定了世界第一桥的地位。

短短二百零四字，包含的信息量之大，足以为后人解读当时的赵州桥。

陪张嘉贞来赵州的河东解州人柳涣同样被大石桥感动，跃跃欲试，但面对长辈，又是以文名享誉当朝的朝廷重臣，迟迟不敢落笔。张嘉贞看出了年轻人的心思，在一旁连番鼓励。很快，柳涣的文字也写成了。

于绎工妙，冲讯灵若。架海维河，浮鼋役鹊。伊制或微，兹模盖略。析坚合异，趋涯韯壑。弢堂忽动，观龙石跃。信梁而齐奇，右启为博。北走燕冀，南池温洛，騑騑壮鎱，殷殷雷薄。携斧拖绣，骞騘视鹤。艺人恈天，财丰颂阁。斫轮见嗟，错石惟作。并同良球，人斯瞿 。

这是一篇铭文，文字奇谲，生涩古奥，与张嘉贞的文字显然不在一个层面，着墨点也不同，多从石桥的作用落笔，名为《石桥铭》。两文内容互补，正好全面描述了赵州大石桥。宋代姚铉编辑《唐文粹》一书时，将铭与序合为一体。张嘉贞的《石桥记》就成了《石桥铭序》。

张嘉贞本人就是个书法大家。其四世孙、书画史家张彦远在其大作《法书要录》中，称赞其祖：“河东公（指张嘉贞）书迹俊异，尤能大书。本传云：‘不因师法，而天姿雄劲。’”当时，张嘉贞可能是行旅匆匆，急于去定州赴任，顾不得亲笔丹书碑文，便离开了赵州。

一年后，张嘉贞在定州刺史任上，为曲阳县北岳庙撰文丹书，才用遒劲的楷书大字，展现了他的书法风采。

赵嘉贞走后，赵州刺史着人丹书、镌刻，将《石桥铭序》碑立于桥头。可惜，这座价值千金的名碑一度不见踪迹。如今立在桥头的是今人丹书的石碑。陪我们参观的赵县当地学者、八十岁高龄的贾国锁老先生指着碑文开首一段，说：“‘赵郡洨河石桥，隋匠李春之迹也。’共十三个字，字字千金，是将赵州桥定为隋代桥梁，并认定为李春所建的最早文字依据。因为这十三个字，赵州桥有了建造年代，明确了建造人。这里说到的隋匠，是大石桥建于隋代的重要证据。说隋匠李春，则

是赵州桥建造者为李春的唯一证据。虽说考证学讲究孤证不足为凭，但千百年来，人们就是按照张嘉贞的说法，认定李春就是赵州桥的建造者。河东猗氏人对赵州的贡献，功不可没。”

至于李春是谁，哪年出生的，家里还有什么人，都不重要，只需知道他是隋朝工匠，建造过一座伟大的石桥就足够了。

如今，李春铜像就立在石桥北西侧，扎方巾，着长衣，束腰带，执图纸，表情沉稳，目光深邃，望着他精心建造的大石桥，做思考状。雕塑者可能想尽量表现出李春的时代特征，以示站在基座之上的是个距今一千多年的隋代人。

但是，没有张嘉贞，谁知道李春？没有张嘉贞，谁知道李春是隋代工匠？李春是由张嘉贞写出来的石桥建造者，一经落笔，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工匠，是整个赵州，乃至全中国的骄傲。中国历史上，李氏是个庞大的姓氏，出过的历史人物灿若星辰，不计其数，但从赵县李氏宗亲会贴在景区的族谱可以看出，赵州李姓史上最杰出的人物，不是帝王将相，也不是文人墨客，而是隋匠李春。是张嘉贞成就了李春，使他由地位低微的工匠，成为备受后人崇拜的智者。

作为河东人，我觉得桥畔还应立着另一个人，这就是张嘉贞。

如今的赵州桥头，除张嘉贞的文字之外，再不见与张嘉贞有关的任何东西，不能不说是个遗憾。我和我的同仁来了，专程探访，寻寻觅觅之余，觉得张嘉贞好像同样站在桥头，一身官服，一脸微笑，娓娓讲述着大石桥的往事。

贾老先生谈起现存的《石桥铭序》时，提到了同样在桥头矗立数百年的河东圣贤——关羽关老爷。

从被请来的那天起，关老爷就高坐在桥头的关帝阁神龛之上，面若重枣，美髯飘拂，比当过宰相的张嘉贞更受人敬畏。把他请到这里，专门修阁供奉，是要靠他老人家的威名，保护石桥和行人安全，镇住河兽，降伏河妖。

早年的关帝阁修在桥南，正对石桥中轴线，一端压在桥南小拱之上，高两层，檐下悬挂三面牌匾，蓝底金字。东面牌匾楷书“文武圣神”，西面牌匾楷书“浩然正气”，中间牌匾行书“关帝阁”。关帝像供奉在二楼正厅。下层开门洞，北往的旅人，上石桥，要先过门洞。南去的行人，过了石桥，要通过门洞，才能走上旅途。行人从门洞下经过的那会儿，关帝关老爷就高高端坐在头顶，用忠义勇武护佑一方平安。

1933 年 11 月 ，梁 思 成 先 生 曾 来 赵县，以一个建筑大师的眼光，对赵州桥进行考察，后写成《赵州大石桥即安济桥——附：永通桥、济美桥》一文。文中提到了修在桥头的关帝阁：

在桥的南端岸上的关帝阁。阁由前后两部分合成，后部是主要部分，一座三楹殿，歇山顶，筑在坚实的砖台之上。台下的圆形门洞正跨在桥头，凡是由桥上经过的行旅全得由此穿过，由手法上看来，这部分也许是元末明初的结构。前部是上下两层楼，上层也是三楹；下层外面虽用砖墙，与后部砖台联络相称，内部却非门洞，而是三开间，以中间一间为过道，通联后部门洞，为行人必经之处。上层三楹前殿，用木楼版，卷棚悬山顶。这前部，从结构上看来，当属后代所加。正阁内关羽像，尚雄伟。前桅檐下的匾额，传说是严嵩的手笔。

梁思成先生来考察时，赵州桥因年久失修，渐积伤损，连桥下的洨河也已干涸，变为一条季节性河流。为考察大石桥，梁先生可谓殚精竭虑，废寝忘食。因桥在县城南五里，不方便来回奔走，梁先生白天工作疲倦时，只好在关帝阁小憩，晚上才回县城。数十天中，他经常从二层观察石桥。正是从长时间的观望中，他看出大石桥东面出现了问题：“现在自关帝阁上可以看出桥东面的中部，已经显然有向外崩倒的倾向，若不及早修葺，则更进一步了。”

考察期间，梁先生测量了赵州桥的各种数据。一千三百多年来，第一次有人用科学的方法打量赵州桥，而且形成文字公诸于世。梁先生的考察，可以说是比

对着张嘉贞的《石桥铭序》、采用科学方法进行的。比如，说到石桥大拱上的卷拱，他说：“讲这长扁的大拱上面，每端所伏的两个小卷，张嘉贞《铭》中所说的，

‘两涯嵌四穴’，真是可惊异地表现出一种极近代的进步的工程精神。”

此行，梁先生留下了两个遗憾。一是看到的石桥护栏已非隋朝原件，张嘉贞所说的“龙兽之状”，“刀法布局，都不见得出奇，为清代补葺”。二是始终没找到本该立于桥头的《石桥铭序》原碑。尽管他曾出资，组织人在桥下挖掘过，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石桥构件，却终与《石桥铭序》原碑失之交臂。

梁先生的第一个遗憾，在 1962 年与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来赵县再次考察大石桥时得以弥补。1953 年，国务院曾划拨 30 万元，对赵州桥进行大修，历时 6年，1958 年告竣，维修过程中，对石桥上下游各 15 米的河道彻底清理，挖掘深度直至河床硬土层，达三四米深，发现了历代跌落于河中的石桥构件，其中就有隋代始建时的栏板、望柱和桥拱石，用实物证明了张嘉贞所说的“隋匠”切实可信。当年，保存最完好的一块石栏板被运抵北京。如今，这件雕刻着龙纹的石栏板就陈列在国家博物馆。

《石桥铭序》原碑也以匪夷所思的一种方式找到了。再度遗憾的是，梁先生已于 1972 年辞世，不能亲见了。

时光和梁先生开了个玩笑。梁先生根本不可能想到，他苦苦寻找的东西，就藏在他曾在其中小憩的关帝阁，他在其身边陪伴了几十天，近在咫尺，却无缘看到。

从 1933 年 梁 先 生 离 开 赵 州 桥 ，到1972 年梁先生辞世，四十年中，赵州大石桥还算幸运，基本完好，桥头的关帝阁却毁于 1946 年的一场战火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文物部门根据当地村民提供的线索，在关帝阁原址，找到一些房屋构件，人们意外发现，两个大型柱础石上，刻着张嘉贞的《石桥铭序》。可以想象，建造关帝阁前，《石桥铭序》原碑说不定已断为两段，被当作弃石丢在桥旁。赵州地处华北平原，无石料可用，为节省开支，主事人便将断碑做了柱础石。从关帝阁建成的那天起，《石桥铭序》原碑即被凿成两块分别压于两根柱子之下，实际就在神龛之上的关老爷眼前。也许关老爷冥冥中护佑着同乡晚辈的碑刻，时隔数年后，终使其重见天日。

现在，《石桥铭序》 原碑化作柱础石，呈圆鼓状，静静地躺在赵州桥文物陈列室的玻璃柜内。仔细看，碑石发白，虽被雕凿，柱础石顶平面还算完好，文字清楚，文题为小篆，内容为楷书。从残存碑文可知，两块柱础石上除了刻有张嘉贞的 《石桥铭序》，还刻着柳涣的 《石桥铭》 和散客张彧的文字。梁思成先生说：关帝阁可能为元末明初的结构。如此算来，这块碑刻已被当作柱础石使用了六七百年。

1984 年，赵州桥头的关帝阁重新建起来了，却没了原来的风采，仍是两层，下层的门洞还在，却只是做做样子，根本没有游人、车马通行。整个楼阁形制小了许多，而且离桥面很远，只能说聊胜于无。就这样的建筑，刚开始却叫赵州桥公园瞰园阁，上层檐下是某名人的手书牌匾“天下第一桥”。此外，还在大石桥东五十米的水泥桥上修建了华丽的桥廊，雕梁画栋，翘角飞檐，甚是引人注目。没有了桥头的关帝阁，赵州桥的大格局完全变了，算不得原汁原味。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可能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以后，将瞰园阁改回关帝阁原名，关老爷也被重新请回来，高坐在神龛上，远远望着修葺一新的大石桥。

变为公园一景的赵州桥，接待过许多官员，没有一位职位超过哪怕是已遭贬谪的张嘉贞。他是经过赵州桥最尊贵的旅人，也是对赵州桥贡献最大的客人。赵州桥同样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，没有哪一位的文采超过一千多年前的河东猗氏人张嘉贞。赵州桥以前的风采不见了，历史深处，张嘉贞还在，风尘仆仆，面容博雅，站立在赵州桥头，好像要挽袖提笔，书写新的《石桥记》。

赵州桥头河东人■韩振远

赵州桥英姿

近日笔者宅在家中，闲翻方志以度自我隔离之时光，竟从中见识了历史上两位稷山县宰在大疫大灾面前的情操与担当。

两千多年前，六国灭，四海一；废分封，行县制。由秦始皇创造的这种吏治制度，最大的特点就是一邑之治，首决于令。正如《后汉书·百官志》所云，“（令长）皆掌治民，显善劝益 ，禁 奸 罚 恶 ，理 讼 平 贼 ，恤 民 时务”，此皆地方首长之职责所在。县官以抚民为职，称职为贤。苟非其人，民受其殃；如遇其贤，民沾其福。此应谓一语中的，有史可鉴矣！清同治版《稷山县志》“宦绩”部分，记载了两位受人敬重的知县事迹：

明万历三十七年（1610），许州举人张思恭担任稷山知县。他“才猷明敏，发奸如神”，上任不久，当地遭遇罕见大旱，禾稼歉收，民生艰难。张思恭为此忧心挂怀，坐卧不安。他立即向上司行文报告稷邑民情，请求开官仓拨赈银解救灾民，甚至用自己的俸银先行垫补救急济穷。对无地又无业的一些“寒士”，张思恭以助学名义，创置学田五十亩，让他们就食度荒。

上司原给稷山分派的“加倍站银”，县民颇有怨言。前任知县薛承教曾就此据实向上申请减免，但没有奏效。张思恭继续苦口婆心反复向平阳知府黄道亨上报，稷山地瘠民贫，不堪重负，终于获准按照山区县垣曲的同例，豁免了此银一千两，而且永不起征。张思恭还对那些贪污公款侵占民物之胥役库吏，毫不容情，从严责罚，从而使县衙政风敦清，士民感佩不止。万历四十一年

（1614），张思恭由于勤政爱民，吏部考绩卓优，擢升为延安府同知。

万历四十四年（1617），大兴举人刘三锡任稷山知县，此时可谓危难之际、多事之秋。稷境天灾人祸接踵而至，官民疲于应付，叫苦不迭。先是从陕西流窜来一股土匪，匪首王仲元公然揭竿称王，烧杀劫掠，百姓惊恐难安。次年蝗蝻虫灾漫延，

“食禾殆尽”，几尽绝收。当此“旷野原萧条，深冬倍寂

寥”（刘三锡诗句）的非常时期，刘知县处乱不惊，从容应对，一方面奏报上峰开官仓赈救灾民，又劝各地善士富商设厂施粥，“上下其笃以食，饥民全活甚众”。另一方面，他以惊人胆识和果敢手段，率兵全力迎击土匪，终于将王仲元一干匪徒剿灭。

刘三锡还注意体察民情，排忧解难，扶持地方恢复生产。至今，陶梁村北枣园的那口古井传说就是刘知县当年敢于打破贡地禁忌，支持村民破土凿成的，村人赖此井水，浇禾溉树，受益颇多。后任知县薛一印，也感佩刘三锡勤政爱民之嘉风，特命名此井为“甘棠井”。

南宋著名理学家真德秀《会长沙十二县宰》七律诗云：“从来守令与斯民，都是同胞一样亲。岂有脂膏供尔禄，不思痛痒切吾身？”此语道尽官民一体，声气相通，方为吏治佳境这一道理。历史上的稷山，既有张思恭、刘三锡这样爱民如子、颇有担当和作为的好县宰，也有一些庸碌腐朽不作为甚至贪腐成嗜、惹得天怒人怨的昏官污吏。

岳 麓 书 社 出 版 的《曾 国 荃 全集》，披露有一件令人发指的官场丑闻。清光绪三年（1877）年，山西全境遭遇历史罕见大灾荒，普通百姓饥饿 难 活 ，甚 至“ 析 骸 而 炊 、易 子 而食”。但时任稷山知县王懋庚不仅麻木不仁，毫无作为，而且趁火打劫，害民肥己，劣迹斑斑，一是到任数月即行私派捐输，让县民捐款为自己修官府；二是把上司调配各县的救灾麦种银两，故意不遵旨散给至贫极苦之户，反倒散给那些无主荒地，责令村人承种，从中冒名代领，浑水摸鱼；三是遇有诉讼案件，不问是非曲 直 ，向 原 告 和 被 告 两 头 收 取 罚款。时任山西巡抚曾国荃，得知消息，于光绪四年（1878）十二月初二日写了一道“特参知县疏”，上报朝廷，奏请将稷山知县王懋庚革职查办。七天之后，即十二月初九，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就下旨将王懋庚先行革职，撤省查办。

疾风知劲草，危难看担当。唐代杜荀鹤有诗曾云“今来县宰加朱绂，便是生灵血染成”。像王懋庚这等职官，在大疫大灾危难之秋，竟丧心病狂地榨取民脂民膏，用生灵血染自己的朱红纱帽儿，有辱官体，丧失人伦，受到撤职查办，实在是咎由自取，没杀头都算是轻的！

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此刻，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，闲话古代官场往事不胜感慨，畅谈当今党政壮举无比振奋人心。值此国泰民安、政通人和之盛世华年，愿各级领导干部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守土有责，各尽所职，上下勠力同心，攻坚克难，为国建功，为民造福。

古时稷山县宰疫灾面前的情操与担当

——方志闲读有感■宁水龙